1870年西北平定举国欢腾,同治也松了一口气,终于赶在俄国人动手之前收复了新疆,不使国土的西北角再缺。紧张了这么久的同治此时却想起了身在普鲁士(德国)的鄂托给自己捎回来的信件,信中写到了在普鲁士学习军事的艰辛与欣喜,他在信中透露在国内时觉得本国引进的国外军事装备和自己国内的战术已经接近甚至等同于西方列强的水平,但在德国的所见所闻,使其根本性的改变了原有的看法,说句大不敬的话(原信如此),请皇上恕奴才死罪,我朝之操演战法已与西洋各国相去甚远,历次与泰西交战之败,实属情理之中,泰西各国不似我朝这般,兵员数目庞大,而可用之兵却只有十之一二,泰西各国所练之兵皆乃精兵,不似我朝这般是世袭当兵,而是层层选拔择优录取,奴才窃以为我朝积弊之症节所在就是不能以西法练兵,我朝应效法泰西诸国之法择优选拔兵士,以我朝幅员之广阔选拔百万之兵,进可以开疆拓土,退可以守土自保,余观泰西诸国强者亦不过三国耳!英吉利、法兰西、沙俄国。英吉利,自康熙朝时就已横行海上,其船坚炮利,工业之发达实非我朝现今可以抵挡。法兰西,在半甲子前曾经横行欧罗巴几近统一之势,数国连横、众国齐手方使其顿兵挫锐,混一泰西之志未尝,然其事后励经图志,仍不失为天下之强国。沙俄国,其国之始不过是蒙元分支金帐汗之属国,随蒙元势微,金帐汗之内数子相攻,沙俄乃阴为图以自立,各个击破百十年间扩地数倍及至圣祖(康熙)年间其所辖之地已比我朝疆土更丰,(当时有将近1800万平方公里)以上三国乃当今天下之强国,奴才以为我朝现在诚不可与之争锋,奴才所在之普鲁士,虽暂时国力不及以上三国,但其国民风彪悍民皆想战,陛下派奴才等前来其国学习兵事实乃明治之举,我朝军士若皆习普鲁士之战法,上有皇上之圣明,中有将士用命,其下练兵得当,假以时日,我朝定可一雪前耻,震慑群夷。同治读了鄂托的来信,心中甚感宽慰,现在他所需要的就是像鄂托这样熟悉外事军情的实用人才,也许随着出洋的留学生不断回国也许可以把朝中的老迈守旧的官员逐渐替换,大清国才能从里到外透出新鲜味道,自己的朱笔下面依然保存着大清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现代报纸——清华周报。
说起报纸,这并不是近代才有的新鲜事物,早在汉朝时,就已经有了与现代报纸相类似的官方用的文件——邸报,不过这只是在官衙之中相互传看的内部文件,所以现在当务之急,一定要创办一种可以在民间流通的大众刊物,因此事同治与朝中的洋务派只是提了一下,便马上得到了这些已有近代意识的官僚们的支持,刊物名字是同治自己选的,定名为清华周报,因为刚开办还不知道销量如何,所以暂时定为一周一期,至于为什么叫清华周报,同治自有道理,最大原因是这个报馆的选址是在后世鼎鼎有名的清华大学东侧一百米的地方,因此起名清华周报,当然对外同治说是因为取大清中华之意,朝臣也没有异议,办报依始同治就立了这样一个规矩,这份报纸除了一半的版面刊登朝廷的旨意外,其余一半版面可以刊载社会名流,学界魁首的自由发言区,哪怕是对朝廷大不敬的言论,只要投稿就有机会刊载自己的言论,这可把朝廷的保守派给得罪了,这些老臣三天两头的上书陈奏,把能搬出来压自己的圣人名君都搬出来了,什么子日,圣祖云,统统的有的没的都一鼓脑的说了出来,什么希望皇上尊守祖制,不得让市井百姓非议朝政,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类的,总之把同治烦得不得了,但同治对这些条陈一概不理,其时兴办报纸只是同治预备推行的新政的第一步,早在同治帝全力以赴调兵遣将平定内乱的同时,同治就在为改革这个老大帝国伤透了脑盘筋,现在大清国好比久病缠身的病人,不能用猛药救治,只可用比较温和的药物调理,同治帝在与慈安及弈訢两人商定后,在取得了两人的支持后决定推出新政,之所以叫新政而不叫变法是顾虑到宗室故旧以及地方大员的阻力,在与李鸿章、恭亲王、曾国藩以及左宗棠等重臣反复商议后,除成立水师、大规模兴修铁路上余款皆达成了一致意见,1866年1月5日:
同治帝在清华周报上下诏定国是——新政。“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晓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用特明白宣示。”
以下是新政之先期条款:
一、关外开禁,关外者太祖太宗龙兴之地,本不应让关内臣民轻启越关之仿,然百余年来八旗兵丁全民入关,致使关外大片良田荒废,而山东、河南两地地寡人众,为解两地百姓饥苦特许两地无食饥民可以至关外就食。朝廷自此文发布之日起撤除山海关之关卡准两地饥民自由通行。(后来这条差点要了同治的命)
二、兴办新式工业,着曾国藩主理此事,先期承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金陵制造局和湖北枪炮厂。
三、选派国内优秀学童赴泰西诸国与美利坚国学习西洋之各项工艺,学制最长十五年,公派员额伍千名,自费出洋求学者不限数目,出洋往还可搭朝廷官船免费往返,有此意向者请关注下期清华周报。
四、鼓励经商,有新近想从事经商者,在有担保人担保之情况下,朝廷免收两年之经营税赋。
五、兴办铁路,查泰西创行铁路,将及百年,实为驯致富强之一大端。今中国方汲汲讲求安攘之略,自不得不采彼长技以为自强之助。今日铁路之用,万以开通土货为急。苟有铁路,则机器可入,笨货可出,本轻费省,土货费省,土货旺销,则可大减出口厘税以鼓舞之,于是山乡边郡之产,悉可至诸江岸海壖而流行于九州四瀛之外。销路畅则利商,制造繁则利工,山农泽农之种植,牧竖女红之所成,皆可行远得价则利农。内开未尽之地宝,外收已亏之利权,是铁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见,而国之利因之。
六、着曾国藩清察八旗之实数,恭亲王清察绿营之实数,准八旗绿营官兵离旗后自谋生计。
七、着总理衙门办理电报事宜。
以上七款乃暂定款项,后续如有增删皆登报公之于众。
清华周报第一次刊印即引起了几乎全国士人的骚动,让他们最为气愤的是第三条和第四条,派人出洋留学意味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朝贡体制的崩溃,也意味着长久以来传承的中国天下观的覆灭,派人出洋意味着中国已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退化成了不识礼仪的蛮夷,而昔日不识孔孟之道的西方蛮夷却成为了开文明之先河的礼仪之邦,还有第四条鼓励经商,这等于是对中国几千年来的重农抑商基本国策的彻底颠覆,士、农、工、商这个排列顺序是自古不变的神圣顺序,如今居然有人要颠覆,看来一定是朝中有奸臣,各省的知名士人和一般士人纷纷上书请求朝廷变更第四条的内容,并请求把定议第四条者罢官以谢天下。同治经层层禀报得知了这个消息,看到要把定议人罢官这一条同治哭笑不得,因为最后拍板的正是自己而提出来的也是自己,难道天下的读书人要废了自己这个皇帝吗?还有的士人和大臣上书说铁路乃泰西诸国的奇技淫巧,实乃限我朝于累卵之境地,同治知道上奏之人有真心请命的,当然也有一干是受保守派大臣建议而上书的,同治不得已在七天之后在清华周报上再发一片圣谕,布告新政之意于天下。
帝谕日:“朕夙夜孜孜,改图新法,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悉令其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加以各国交迫,尤非取人之所长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之苦,而黎庶犹有未知。咎在不肖官吏与守旧之士,夫不能广宣朕意,乃至胥动浮言,使小民摇惑惊恐,山陬海澨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朕实为叹恨。今将改行新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知朕意,共知其法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命各衙门、各地方官署将推行新法之谕旨抄写一通,悬挂公堂,切实开导,务使家喻户晓。
除了以上七条外同治皇帝还有几条并未登报公之于众,其一,成立清情局,全称大清信息情报总局,局长为鄂托,两年后由刘忠廷担任,主要负责对内、对外情报收集工作,另从国内高薪聘请知名武术大家教授清情局内人员武艺以助其更好完成工作。此机构不隶属于任何衙门,皇帝本人为清情局最高领导。(类似于明朝的东厂)
其二,制订中方与各国外交官交往之礼仪条款。具体内容是:洋人入内地须持有中方印发的护照,各地查验后放行。遇有不法洋人,只可拘留,不可凌辱,并就近交领事官处理。(这条是发给各地督府衙门的,是不便于宣示于大清百姓的,这一条对中国来说是极其屈辱的,不过这也是权宜之计,毕竟现在还无实力与列强开衅,免得改革之中总发生一系列的教案冲突)
其三,委派重臣李鸿章前往普鲁士(德国)与洽谈军事合作事宜,待时机成熟后遂派员前往普鲁士军队服役学习,学习普鲁士各项军事战法、后勤保障及行伍建制待其统一后建立外交关系,以其为我朝在泰西之盟友。
虽然同治自以为万事稳妥但实则不然更大的风波还在等待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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