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1（1 / 2）

不知何原因，柯雷在给五吨锤配套的加热炉烧火。这座加热炉比一般的炉大出两倍，庞大的炉膛里吼叫的火焰声，有些吓人。炉钩子又又长，有三十多斤重，不用点儿力气扯不动它。柯雷围着炉子观察，看这么大体积的炉子是什么结构的，因为平时不在这儿干活，很少注意它。从前绕到后，看出来结构原理和小炉子是一样的，炉膛子也是起璇，只不过璇拱的尺码比小炉子成倍地增长了。

绕到炉后，柯雷突然看见炉子后墙和厂房墙壁之间的夹空里有火光，莫非是炉子后壁烧塌了？柯雷探头往夹空里细瞅，炉后壁完好无损，是夹空里堆积的杂物烧着了。那些杂物都是擦机器用过的棉纱线，工人穿的不能再穿扔掉的破烂工作服和工作鞋，火烧的很凶，这后面怎么会溅不到火星呀？

柯雷来不及多想，忙去找盆接水灭火。可哪儿也找不到像样的脸盆儿，只找到一个小方铁盘儿，然后又急着找水管，找了半天才在一个隐蔽的角落找到水管，赶紧用方盘儿接水，没接一会儿，水管里没水了。柯雷只好端着接进方盘儿的这点儿水，奔到炉后的夹空处，冲火泼了过去，只浇灭了一点点，眨眼之间那火又旺盛起来。

柯雷急了，转身想去喊人，猛回头见于顺松站在身后，冲自己嘲笑。

“你，你还笑？快！快想法找水灭火呀！”

于顺松头往上一扬，上唇往上一拱，又是一个不屑的嘲笑。柯雷气得血灌脑门儿，瞬间想到：你以为你是谁？我现在不在乎你啦！

他冲着于顺松的脸大吼一声：“你去死吧！”

柯雷把自己喊醒了。

人活的是气神儿，鸟兽动物也是如此。有些鸟儿气大，被人类捉住关进笼子里，会不吃不喝，几天后就气绝身亡。像老家雀儿、黄雀等都是这种鸟儿。所以鸟儿从笼子里被放归山野自然，是快活的事儿，但重又被关进笼子里，比最初被关进来时更糟。柯雷嫩江之行后的重回车间上班就是这种感觉。在田野中感受到的宽阔轻松和自由，再回到烟熏火燎噪声刺耳的恶劣环境中，虽然怀着兢兢业业以补偿离开岗位歉疚的想法，但这种环境和人际氛围的反差，让重返车间的柯雷觉着炉火和烧红的锻坯更加灼热，烟尘和噪声愈加不可忍受，叵测的人际关系的压迫让他透不过气来。在这压抑的感受中，脑际浮现和眼前晃动的都是嫩江行中温馨的情景。

上班后这些日子猛打猛冲，身体劳累加情绪的抑郁，柯雷病倒了。

柯雷病的非常奇怪，没磕没碰，没伤风感冒，莫名其妙地病倒了，头晕迷糊恶心呕吐，柯雷自己闹不清楚咋回事！母亲说：“你这是上火了。”又用了她的老办法：给柯雷掐脑门子、揪脖子、刮前心后背，弄出一道道紫黑色的血凛子，让柯雷轻松了许多。母亲说这种病山东家叫“火滥症”或“羊毛疔”，东北这儿叫“攻心翻”，弄不好就死人。西医说不清楚也治不了，只有这土办法能治。

柯雷每当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母亲都是用这土办法给柯雷治病。如若高烧时还要熬上一大碗姜汤让柯雷喝下去，然后大棉被给他一捂，母亲在旁边守候着让他发汗。为减热降温还用豆面掺水和成糊摊在一布条上，敷在柯雷的脑门处。这种发汗法是很难受的，像在蒸笼里蒸。出了汗不能擦，怕进了凉风病加重，要让汗出透了，还要自行干透，用手着汗渍不再发粘了，这病就祛了一大半了。也真灵验，每次柯雷发高烧，母亲用这招儿，第二天早晨起来，柯雷高烧就退了。但辛苦了母亲，一夜难眠，看着柯雷别扯蹬开了被子，给他喂水喝。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形成了柯雷对母亲的依赖。一有个头疼脑热就在母亲面前哼哼唧唧，让母亲把他收拾好了。

柯雷父亲扫楼院，不只是个脏活儿，还是个受气的活儿。

毛主席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红楼里住着一百二十户人家，有近八十户是北华厂的，另四十户是市建筑公司的遗留户和其他单位的职工。这种构成要比北华厂的其他家属楼复杂。用句老百姓的嗑儿叫：啥人都有。柯雷父亲每天早上辛辛苦苦弄一身灰尘出一身汗水，扫的干干净净的楼院，总有一些不自觉的人给祸祸。垃圾桶满了懒得不去垃圾站倾倒，就放在走廊自家的门口，铺散的四处都是。待他想着去倾倒了，又哩哩啦啦地散落一道儿。有的将垃圾不给你倒在垃圾筐里，乱倒在地下。柯雷父亲就得费二遍事儿再用锹收进垃圾筐。有的人家对孩子疏于管教，甚至就让孩子随地大小便，常常这那儿拉得一堆堆的臭屎，要柯雷父亲收拾。

父亲耳聋，在山东家就受人欺负。母亲认为红楼里一些人之所以这样放肆地祸祸卫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看柯雷父亲年老耳聋，对人没有威慑的锐气。

多数情况下，父亲只能默默地承受，有人祸害了就跟着屁股收拾。不收拾，有居民就会指责：今天怎么没给扫？组长去收清扫费时，有人就会说三道四。何况公社抓环境卫生的干部常下来检查。所以，往往早上扫完了，父亲还要时常地保洁，弄得一天也不闲着。父亲有时气不过也嘟嘟囔囔地骂几句街，回到家则跟母亲唠叨。

母亲是个刚强倔强的人，每每看到这样就生气。柯雷没进厂工作时，她整天卖冰棍水果，也顾不上父亲的事儿，自柯雷工作了坚决不让母亲卖冰棍水果后，母亲闲下来有了时间，动手帮父亲，还动口跟那些捣蛋的人理论。马老实有人骑，人老实有人欺。母亲张张罗罗地和那些歪人歪事儿理论，那些人就不敢明目张胆地祸祸了，一来二去这卫生环境就好多了。见此，公社主抓居民委卫生的干部看中了母亲的张罗劲儿，非让母亲担任了红楼所在居民委的卫生主任。

母亲深知这是个得罪人的角儿，当个一层楼的小组长就已尝到了个中滋味儿，何况卫生主任面对的是几栋楼好几百户人家，卫生又是个敏感的事儿。推了几次不想干，但公社的干部硬让干还说了个让母亲不好推辞的理由：你老头不是扫你们的楼院吗？你当卫生主任正好配合呀！

考虑到曾有人觊觎过父亲的这份儿活计，稳住这个家中大半个生计，母亲也只好接了下来。

从此，母亲又多了营生，当卫生主任虽然不挣一分钱还得罪人，毕竟挂了公社居民委干部的衔儿，在人面前说话比先前有了点儿依仗，管起那些歪歪人和事儿来有力度了，给父亲减轻了不少的负担。

其实，这点儿依仗对于那些个正直老实的好人来说是没什么异样，他该怎样做人还是怎样做人。对于那种放刁行歹的人，不起什么作用。

四楼的石大赖就是这种人，他是红楼有名的一块茅楼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石大赖是铸铁车间的技术员，真名叫石文起。他是1963年毕业的大学生。生在江苏，考进了本市的大学，和本地的女同学恋爱结婚，毕业后留在了北方。据说他的岳父是个局级干部，嫁给他的女儿又是个独生女，这石大赖也跟着打腰提气，行走坐立都趾高气扬的，加上这家伙又赖皮难缠，属于死缠烂打那伙的，故人送外号石大赖。

石大赖的模样儿长了一副北方人的骨架子，虽是中等个，却大手大脚，胳膊腿，方头方脸。那脸方的像四四方方的大切糕。刚刚三十四岁就发起胖来，肥虽然长的挺瓷实，可看起来蔫呼呼的有些粘切糕的味儿。

石大赖说一口酸唧唧的江苏话，在北方待长了，又掺了些接近普通话的北方语音，说起话来半生不熟的，一点儿也不中听，像噪声入耳让人闹的慌。柯雷曾细品他说话的腔调儿，跟解在余闲聊说到他时，给他定为是娘娘腔。当时解在余嘿嘿地笑着点头：“对对！娘们叽叽的。”

红楼的居民没人知道石大赖的真名，就管他叫石大赖。

柯雷母亲没当卫生主任时，就和石大赖打过交道。他就是那种垃圾桶满了不去倒，散落满地不收拾的主儿。而且常听收清扫费的四楼居民委小组长说：清扫费收到他家时，他总磨磨蹭蹭地不愿交，还满嘴的意见，说走廊扫得不干净。交什么钱呀！常常赖着两三个月不交。

四楼的居民委小组长是个很热心的人，不管石大赖咋狡猾，他总能耐心地说服石大赖最终把钱交上来，虽然有时拖延个把月。

没当卫生主任时，母亲无法和石大赖对光。当了卫生主任后，有一次市里要来检查居民委环境卫生，母亲早上和父亲认认真真清扫完楼后，不放心石大赖家门口，就抢在他没上班前到他家去找他。

这是第二次交锋，母亲没像第一次那样客气，来了个大揭锅，把他家门口以前的状况和对交清扫费的狡赖态度，全一古脑地摆了出来，然后直截了当地说：

“你石大赖太懒，垃圾桶满了不倒，散落地下怨我们清扫不净？听说你还是个有高文化的人，是铸铁车间的技术员？我们没啥文化，但我们能把事儿的里表分清了。你要是分不清，不按时交清扫费和保持你门前走廊的卫生，那我们就上你们车间请你们领导帮着做做工作……”

这一顿连珠没能让石大赖喘息过来。不知是柯雷母亲不容反诘的话锋，还是要找他们车间领导的攻势，也许两样都有，反正这次石大赖软了下来。没等柯雷母亲把话说完，忙哇啦哇啦地接道：

“好好好！你不要找我们车间嘛！以后不会有了！不会有了……不会的喽！”

母亲晚上跟下班回来的柯雷说：“四楼那个石大赖，真是个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主儿，那‘官目’像咱关里家的叫驴……”

柯雷让母亲的话逗乐了。因为他知道母亲在关里家时是驯驴的好手。

四楼组长叫罗杨，儿时患小儿麻痹留下前**后罗锅和短身子麻杆腿的残疾。但心眼儿好使，对柯雷母亲的为人和辛劳很尊敬，和柯雷也十分投缘，他俩是在厂文艺宣传队相识交好的。罗杨是手风琴手。

罗杨的手风琴拉的很，教了不少学生。去年从第十四中学调入厂子第校任音乐老师，因为手风琴艺很高，被吸收进了厂文艺宣传队。

工厂为他解决了一处只能算是安身的小房，就在红楼最顶层北侧的东头。那是一间十二平方米，窗户那侧带斜坡天棚的小屋子。

自和罗杨认识后，罗杨常邀请柯雷去他家玩，柯雷自然很高兴。到罗杨家玩儿，俩人不仅有艺术上的共同语言，罗杨拉琴柯雷唱歌也是柯雷的乐事儿。只要上白班，吃完了晚饭没啥事儿，柯雷就索着从一楼到四楼的漆黑的楼梯，来到罗杨家。一会儿便从罗杨家那仅有的小窗户里，传出悠扬的琴声和高亢激扬的歌声，像《红星照我去战斗》《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战士歌唱毛主席》，都是柯雷喜欢唱的男高音歌曲。

柯雷非常钦佩罗杨，他人虽然残疾有缺陷，却找了个十全十美的漂亮老婆。

罗杨的老婆叫冯佩贞，除了文化低点儿，自身条件比罗杨好的出奇，年龄比罗杨小九岁，个子比罗杨高出半头。身材好，容貌也姣好，是个真正的大美人儿，和罗杨的残疾丑陋一比，真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