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章（2 / 2）

自此以后，杨炳荣的单位、家人全都失去了他的消息更不知他的下落。

转眼十一个春秋过去了。在长久的等待中，杨炳荣的家人经由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杨炳荣的单位也在1979年2月按照非正常死亡发给杨家属丧葬费、抚恤金以及一次性补助费共1900元，杨的儿子由农村顶替杨炳荣进厂。

一切似乎都已结束。

唯有杨炳荣没有放弃。我们可以设想他在上海之外二百公里之处怀着怎样的一种思念心情，还能设想他怎样渴望着回到上海，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

又是几个春秋由指缝悄然流逝。当中国大地解冻的信息蜿蜒曲折地传递到江苏如东，杨炳荣一定被深深地触动，在度过我们不知的多少个不眠之夜以后，怀着惊恐不安的心情，他于1982年9月下旬回到上海的家中。

那一刻距离他的出走已有整整一十七年。那一刻，绝对富有戏剧色彩也绝对充满悲剧感觉。

呼吸在这一瞬间可以想像的停止，时间在这一片刻也可以想像的凝固，唯有痛楚、惊讶、不可思议以音乐的方式绵绵不绝地一路而去，还有着的便是心跳，地球一般地一路沉重地博动。

一个“死亡”了的上海男人，在十七年之后越过生死界线而重回人间，这种情状对今天的“哈日”、“哈韩”以及“哈法族”没有任何意义，但有必要说明，正是这个“死后重生”的人，在肉体和精神这双重意义上，再生了今天所有的“哈日”、“哈韩”和“哈法族”。

死亡的杨柄荣重新复活（2）

在“中美建交”、“杨炳荣死后复生”这些过于凝重的事件之后，时代进入1980至1984这五年之间的文化界域。

比空气还要透明的让·雅克（1）

文化复兴这时已成一片汪洋大潮。

继《伤痕》、《于无声处》之后，中国文学开始了她悲壮而又悲情的井喷，这种“井喷”的力度稍后便导致了中国文学的“歌德派”与“缺德派”的直接交火。

1979年年末，《青年一代》在上海创刊。

对拥挤在文学小道的上海青年来说，这本杂志也许没有多少意义；但对于上海数以万计、十万计乃至百万计的普通青年来说，它不蒂是圣经的诞生。正是通过《青年一代》，上海的普通青年获取了他们渴望的人生知识、基本美学。当《青年一代》开辟了它的《道德法庭》之后，上海的男女青年在这个“法庭”上更将面对他们在两性问题上的全部困惑，也将在这个“法庭”上表明自己的两性立场：是做一个传统社会的情感良民？还是做一个传统社会的欲望反叛者？

紧随着《青年一代》之后出版的是《文化与生活》。这或许是上海第一本有关时尚的杂志，在它出版的最初日子里，它的叫座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一出版就被抢光。

《文汇月刊》的出版也对上海有着深刻影响。

如果说《青年一代》、《文化与生活》收容的是中国上海进步青年和前卫青年，那么，《文汇月刊》收容的则是中国上海的文学青年，当然，它更在意中国大陆一流的报告文学作家。我们很快就读到了###、麦天朔之流的作品，他们在仕途上的壮丽抱负现在被充分地发泄在了所谓的报告文学上，以长歌当哭的情感方式，中国最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家将当年范仲淹大夫的痛苦用现代文学体裁不可遏止地表达了出来。

刚好是一年之后，一张深刻地影响了上海气质、上海精神和上海生活方式的报纸得以重新出版，它就是妇孺皆知的《新民晚报》，老上海时候便已流行的一句“新民晚报、夜饭吃饱、早点困觉”的民间谚语在城市中又获得了广泛传播。在一个刚刚解冻因此消费水平非常底下的社会中，上海的主流市民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外乎是这样的：在八十年代早期的每个夜晚，晚饭之后，凡是电视机还没有进入的家庭，他们的主人必定在有些昏暗的灯光下，带着一天下来有些放松的心情，阅读着《新民晚报》。他们的认真程度可以从这个细节得到佐证：不放过《新民晚报》中任何一条消息，甚至不放过中缝百来字左右的一则商品信息。

在艺术领域，八十年代早中期提供了这样一些激动人心的东西：

（）.

1980年3月1日，一个叫作《丝路花雨》的歌舞剧毫不含糊地倾倒了上海市民。

1981年，由法国人在上海主持了一个颇带刺激性的展览：《性的自然史》。

同样是法国人，但在稍早时候，让·雅克带着他的令人惊诧的电子合成器来到上海。上海的青春男女一定没有忘却当年在上海体育馆的那番审美感受：

优雅的法国人坐在场子中央，他的面前是那台对整个上海来说显得神秘兮兮的电子合成器，更其神秘的蓝色激光在舞台上方以交叉的形式呈现着，那蓝色的光芒即使在23年之后仿佛还浮现在了人们的面前。音乐响起，多少远古的秘密正在节奏、旋律中悄然出现，空间显示出了###的向度，空气变得透明并且质感，你慢慢地升腾，似乎正在星际间作着穿梭，在奇异的冥王星与恐怖的木星间飞快地游走。

一直要到十多年之后，上海才会在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水边的阿蒂利娜”的旋律中再次回忆起当年的让·雅克。但是，后者在1980年给予上海的那份透明的、空气的、玄妙的、物理的音乐感觉，此刻已荡然无存。世俗社会以它超常的妩媚、甜蜜的节奏，让我们再也体会不到星际旅行的那份奇妙无比但战战兢兢的外太空之感；一直要到24年之后，让·雅克才重返了中国，在中国首都北京的紫禁城下再次向中国人民展现了他的“空气般透明的音乐”，但他并没有来到上海，并没有让当年上海的青春男女重温他音乐中的沧海桑田。

说到音乐，便会逻辑地提及电影，这个悠久地统治着上海男女视觉历史的强大媒体。

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左派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继续深刻地影响着上海，但尽管左倾不够但在对待“苏联修正主义”却异常硬骨的罗马尼亚，以及奉行铁托主义的南斯拉夫电影和电视剧也开始了对上海的青春男女的影响。

《巧入敌后》是一部令人难忘的南斯拉夫的电视剧，很多年以后，当年的青春男女或许早已忘却了剧中的诸多情节，但他们还是记得剧中配乐的独特节奏。

《桥》让上海的青春男女百看不厌，他们中的不少人耳熟能详?/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