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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神了，这些大学教授们的典型训话我已经，很不幸地，听过无数遍，无非是劝说你不要浪费父母付的学费，要是你提醒他，学费是我自己打工赚的，他就会改口说要注意“时间成本”和“尊重自己的付出”。我盯着桌子上的一个相架，角度不对，我无法看到镶在里面的照片。相架旁边堆着一叠论文，第一份正好被打上了一个巨大的、狰狞的c-，我吞咽了一下，把视线收了回来。

“你在听吗，帕特里克?你看起来走神很久了。”

“我在听，诺里斯教授。”

他怀疑地看了我一会，探身在记事本上划去了什么，“你可以走了，帕特，别忘了去看《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章，那是我们本周的讨论内容。”

“好的。”我站起来，“呃，诺里斯教授，我在想，假如我偶尔需要来问您一些问题----”

“我在星期一上午十点前，星期三十点半到十二点半，以及星期五下午都会在这里，如果你花上两秒钟看看我贴在门外的时间表的话，你根本不需要问这个问题。”

只要他愿意，诺里斯教授总是能变得异常咄咄逼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学生曾经对这扇普通的棕色办公室门产生了心理障碍，我肯定是其中一个，理智的做法应该是从此像只吓坏了的兔子那样趴下来，折起耳朵，完成这门课的所有要求，骗一个b+，然后永远不再选戴恩·诺里斯教授的任何课程。但那个相架和紫心勋章拽住了我的好奇心，强迫我每个星期五都出现在那个摆着铁线蕨的办公室里，刚开始我还会带着书和笔记本，期中考试之后就干脆丢掉了这些伪装，大方地以一种享受闲聊的姿态和我的政治学教授分享一包曲奇饼。

“想从我这里刺探出什么，帕特?”六月初的一个下午，诺里斯教授忽然抛出这个问题，狡黠地眯起眼睛，“我敢打赌你已经为此费劲地铺垫了很久了，现在问吧。”

我尴尬地摸了摸鼻子，“紫心勋章，教授。”

“我就知道。”他微笑着，好像一个得意的预言家，“他们在传播学课上就是这么教你的吗?”

我又摸摸鼻子：“我只是想知道……战争期间是怎么样的，呃，您知道，我学会读报纸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了，教授。”

他沉默了一会，棕色眼睛里好像蒙了一层薄薄的灰尘。我不确定自己是否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只得逃避似地移开目光，看着窗外。这是个温暖的下午，甚至----对芝加哥来说----有点太热了。百叶窗开着，可以望到远处的草坪，一棵茂盛的榉树被阳光染得熠熠生辉。

然后他慢慢伸出手臂----好像在黑暗里摸索什么带刺的东西----拿起桌上的相架，把它转了过来。里面不是一张照片，而是许多碎片的集合，每张都被细心地裁剪成规整的方形，从黑白到彩色，戴着棒球帽的少年，懒散地倚在门廊上的青年，穿着陆军军服的青年，他们都有着一样的暗金色头发和蓝眼睛----仿佛把一个人短暂的一生仓促地塞进了这个狭窄的相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