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经院务审批就联合做手术的事终究引起非议。下午刚上班,宋博彦就接到医疗组电话,通知他去办公室说明情况。
他从外科大楼走出来,穿过停车场一眼便见到站在院子中间的唐糖,微仰着头,表情凝重,像是遇到很无措的事。出于好奇,宋博彦顺着她的视线往上看,想知道她到底在瞧什么,可天空湛蓝无云,附近除了几幢高楼,啥也没有。
莫名其妙!宋博彦收回目光,决定不理这个怪人,可刚想离开,却突然想到她应该也是被传话对象,便又调转步子,朝唐糖走去。
感觉有人靠近,唐糖立即回头,看清是宋博彦时,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你是不是也要去院务?”
宋博彦点头,还没进一步说话,就听见唐糖兴奋地叫到,“太好了,咱们一起走吧。”
望着主动倚靠过来的女人,宋博彦心里越发奇怪。她看起来为什么很开心?虽然不一定会被处分,但摊上这种事,不应该烦吗?更诡异的是,他竟然从她雀跃的语气中油然生起一丝救世主的味道,仿佛他帮了她什么大忙。
见他驻足不前,唐糖歪过头,不解地问,“怎么不走?”
宋博彦睨了她一眼,迈步向前。他带着她从喷水池后面的鹅卵石小路绕过去,看到行政楼时,唐糖自言自语,“原来又是小路……”
“你说什么?”宋博彦问。
唐糖摇头,“没什么。对了,这个聆讯是什么程序?你以前接受过吗?”
宋博彦挑眉,淡淡地说,“没有。”
“我猜是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守规矩。其实,我挺纳闷,怎么会有两台手术联合做必须报院务的规定啊?”
“这样做方便院里协调人员,而且万一遇到纠纷,也好认定责任。”宋博彦如是说。
“怎么认定?是三方机构还是医院说了算?”唐糖歪着脑袋,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还有,责任由谁来担,是院里,还是谁主治谁倒霉?”
宋博彦沉默片刻,给出个模拟两可的答案,“要看情况。”
对他有所保留的回答,唐糖鄙视地撇了撇嘴,“你这人还真没劲,就咱们俩,你还说得含含糊糊。”
她的北京话一点都不地道,可听她不标准地说出“咱们两”时,宋博彦心浑然有种故知的感觉,像是遇见从小就一起长大的人,让他放下平日的戒备。
“不是含糊,是真的要看情况。”他逐字逐句,说得极认真,“医院等级、医生职称资历、病人家属情绪都会影响责任认定。”
“比如呢?”唐糖示意他讲清楚些。
宋博彦侧眸睨了她一眼,缓缓说,“比如咱们医院,认定结果就是我们说了算,而即使判定为医疗事故,金主任和普通主治医师的责任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犯错的都是临时工?”唐糖打趣道。
宋博彦没有反驳,正当唐糖以为他不想继续话题时,他却突然开口,“医患关系紧张不是某个医生或医院的责任,是体制的问题,我不能说医生中没有品德败坏的,可我相信至少没有一个医生是想把人治死。”
宋博彦顿了顿,话语中有浓重的无奈,“我们不是万能的,总有医不好的病,救不了的人。”
他的声音极轻极低,让唐糖觉得格外沉重压抑。是呀,在体制面前,作为医生能做什么?
没回国前,每次报纸上报道患者捅死医生,唐糖都要奚落一番国内的同僚,粗暴地把过错归咎到院方和医生身上。可这些日子,她跟着高时江一起坐门诊,越了解医院情况,越觉得在国内做医生真的不容易。
老百姓觉得看病难、看病贵,觉得国外医疗体系如何如何好,可他们不知道,绝对公益的仅仅是政府公立医院,富人和中产阶级一般是不会去这样的医院看病的,他们有自己的私人医生,会花钱选择更好、更及时的专家团队服务,不需要为了做个盲肠手术在医院排期半年以上。
而所谓的不要钱也仅是一个相对概念,实质上医院从没有减少过收费,只是这些费用由保险和政府来买单,据她所知,大多数美国家庭会把年收入的百分之十投入保险,来保障重大疾病的救助。
回国前,唐糖所在的安德森医疗中心是全美乃至全球最有名的癌症治疗医院,拥有一大批世界顶尖的权威医生,来自世界各地的有钱患者都会来这里求医。可即使是这样,那些权威一年的门诊量都抵不过国内专家一个月的病人。前两天,她陪着高时江坐专家门诊,望着电脑上密密麻麻的候诊编号,她突然想到,像高时江这样优秀的医生都没有在顶级医学期刊上发表过论文,或许很大原因是疲于应付不计可数的病人。
进了电梯,宋博彦看她低着头默不吭声,以为她刚回来,一时半会儿明白不了医疗界的痼疾,便叹气道,“有些东西,你以后就懂了。”
“我懂的。”唐糖猛抬起头,一双精亮的眼睛怔怔地凝视他,“我会区分什么是好医生。”
她眼神真挚、透明,直看得宋博彦偏开头去,悻悻地说,“哪你说什么是好医生?”
“你呀。”唐糖答得极自然。
宋博彦一怔,反问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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