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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忘了还有喷壶，把它写上。”纳夫塔利笑着说。

我趁同行的众人没注意，就扭头望着走远的两人。这时，艾德里安像忽然发现我了一样转过头来看着我。纳夫塔利还在给他讲什么但他没注意听。

在秋天黄昏橙色的阳光下，他帽檐下的棕发泛出鲜艳的红光，褐色的眼睛里满是好奇和疑惑。他也许在想，我是不是他认识的一位先生。

他的这种眼神倒是一直没有改变。

这么多年来，我并没有后悔因为为了挖掘事件的真相而被最好的朋友怀疑。相反，我因知道了真相而感慨万千。

随着我也继承了家业，我也很快被家里的琐事、孩子的哭闹淹没，淡忘了这件事。偶尔关注一下艺术界，也再没见过纳夫塔利和他的作品。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但很可能，他改名换姓，流浪去了别处。也可能，死于排犹、恐同或战争。

凯恩本来和茱莉亚已经成了让人羡慕的一对，我们都认为他们即将订婚；可事实上风风火火的两人却最终从恋人变成了熟人，他们声称彼此都不是可靠的情人，但共同玩乐却让两人的友谊持续着。

战争来时，我带着家人去了加拿大。在我兴致冲冲地盘算着回到法国并受到几个孙子的反对时（他们在加拿大有了各自的恋人——哎，年轻人！），又迎来了二战，所以后来，我也再没能回到旧大陆生活，和凯恩他们的联系也越来越少。但我还一直关注着艺术界的发展。

我在展厅里看到那幅肖像画，就想起了六十多年前的这件事来。

那是战后的一场慈善绘画展，所有的画家都匿名展出，所得全部捐给战后遗孤。

战争也给艺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光怪陆离的色彩，扭曲简陋的形态，迷茫的支离破碎的人脸。我拄着拐杖，看到展出快结束的地方，忽然这幅与众不同地画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是一幅老气的素描，与满室的表现主义、立体主义大相径庭，而被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深深浅浅的碳线勾勒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端着枪的游击队少年。他清澈的眼睛里满含着好奇与疑惑，一瞬间让我觉得似曾相识。

等我看到这幅画的名字时，我忽然又被拉回了那些飘着欧石楠香、响着钢琴小夜曲、葡萄酒映着蜡烛光的从前的夜晚。那画下面写着一行法语的《一个像艾德里安的男孩儿1917》。

我马上询问卖画人它的作者，而那位女士说，这个她不清楚，只知道这幅画是一位叫贝恩顿的老先生年轻时在西班牙买回并收藏的。现在他去世了，他的子女才清理了他的藏品。“不过我听说，这幅画的作者是位战地摄影家，很少画画。这是他为数不多的绘画作品之一。”她好心地告诉我。

也许这只是一个美丽的偶然，但我还是掏钱买了这幅画。回去之后，我的大女儿玛丽骂我说，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么一幅破画。我没有告诉她，是它让我想起了渐行渐远的年轻时的朋友们，和与他们一同分享波亚克羊肉的美好时光。

我端详这幅画上的少年，猜想，是不是因为这位画家老是盯着他看，他才会露出这样疑惑的眼神。他可能在想，这位老画家是不是他认识的一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