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病8（2 / 2）

和先前的医生们所做的一样，利特医生用喉镜看了我的喉咙说“我什么也没看见，看来都正常啊”。这位被高度推荐的专家所用的技术令我大吃一惊，但还没待我开口，住院医生便告诉他，“你不可能看见，杜伏医生告诉我，病变在声带的下面，只能用显微鼻咽镜才能看到。”

利特医生决计使用显微鼻咽镜。住院医生又一次的麻醉了我的鼻子和喉咙，将这器械通过鼻子而送入咽喉，然后交给了说过我什么也没看见的这位利特医生。我这时对自己问了一个自己也回答不了的问题：究竟是去看一个富有经验而缺乏最新技术的老医生好呢还是去看一位有最新技术而缺乏经验的年轻医生好？

检查结束后，利特医生看着我再也不笑了。“我想你有百分之七十五左右的几率可用x光治疗痊愈，我会为你介绍一种最好的治疗方案。”“化疗这么样？”“没用。”

我觉得放松了，我见过太多的病人因化疗而造成的恶心，呕吐，掉发。化疗的结果总是问题多多，我很高兴能逃过这苦难。“假如我的淋巴结被波及了，这么办？”我问道。“我就不为你治疗。”“我就没有其他选择？”“我不这么认为，”利特医生回答我，“治疗要做三十次，第一次大概要花一小时。因为我们要确定你在治疗台上的位置，确定病变的实际位置，然后得出机器的测量数据。以后每一次治疗，你就会被放在治疗台的同一位置，机器也被安置在相同的地方，这样我们就能聚焦在你的病变上而不会去治疗你的健康组织。”“我会呕吐吗？”“通常不会。有些人会因x光而恶心，有些人会抱怨非常疲劳。然而你也许会有喉咙痛和吞咽困难。”“任何其它危险呢？”“噢，”他说，“偶尔会有病人发生喉部软骨坏死。”“那怎么办？”我问。“必须把坏死的软骨取除和施行气管切开，不过，”他让我放心地补充说：“在我手里可从来没发生过。”

然后他又转向住院医生，“你还有什么意见？”“你决定用多少剂量？”住院医生问。利特医生回答说，“这都由计算机来决定。”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架程序出错的计算机，老是叫着：“废纸进，废纸出”我真希望这架计算机比我的银行用的那架计算机要好一些。

当娣和我开车回家后，我意识到利特医生没有遵照法律办事，因为他既没有和我们讨论可供选择的替代治疗，也没有真正讨论到放治疗的全部危险。就我的经验而言，我知道放治疗是危险的，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不可治愈的皮肤灼伤，可能会造成食道发炎而致吞咽困难，甚至不能吃饭。还可能导致治疗部位皮肤癌。我还知道放治疗后全身无论什么部位更容易发生肿瘤，而超大剂量的x光还会直接造成死亡。我肯定还有许多我尚未了解的副作用，为什么这位医生不和我以及我的太太讨论这些问题呢？

在我最近参加的一次医疗事故研讨会上，一位律师强调对病人解释清楚所有的危险是多么的重要，想必利特医生也是清楚的。

当然有些时候这些条款对病人来说是难于理解的。一位带着他濒死的儿子去全国癌症中心求治的朋友对我说，签署医疗同意书的那份煎熬简直比他儿子的治疗还要痛苦。他叙述说，那癌症中心的医生缓慢地一条一条的念着可能出现的治疗副作用，而且每五分钟便停下来问：“你们理解吗？”我朋友说，“当他念着这些可怕的可能时，我只能对自己说，这些都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听了一小时这些令人恐惧的可能后，我再也听不进他在说什么了，但是他又详细解释了半个小时才告结束。我的儿子巴利和我都麻木了，我们签了字，但并不知道上面讲了些什么。”

我也有过类似的挣扎在我的行医生涯中。我知道有些治疗虽然无效但也不一定有伤害，在特定的情况下，任何药物都可能造成死亡，还有人类的神心理状况必须要估算在内。假如一个病人害怕吃药，那么心理治疗的效果就没有了，更有甚者，这病人可能本不吃药。我解决这种麻烦的办法就是坚持对自己说：“让法律和医疗纠纷的威胁去见鬼吧，什么对病人最好，我就做什么，把无关紧要的小事都扔在一边。”

我对病人，总是试图进行个体化的评估，然后将我认为他们能接受和处理的东西告诉他们。谈话结束时总带上一句“你还有什么愿意知道的事情吗？”偶而会有一个病人说，“我要知道最坏的。”于是我只能逼迫自己告诉他最坏的事情。那一类病人表面上似乎展现出特别的勇敢，然而我注意到在治疗中鲜有完全配合的，他们可能因预后不良而完全放弃了。至于转到我自己身上，那是另一个极端，我回避去面对不好的事情，以至于造成了治疗的延误。

那个傍晚在家里，我还有一个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和大部分的病人不一样，我知道许多医生们避免提及的治疗危险，预料不到的治疗副作用的某些危险总是存在的。在我行医时，我保护大部分的病人免于对遥远的，近乎不可能的并发症的忧虑。但是我自己是个医生，知道得太多了，没有一个人能保护我。我需要做什么？假如我开始了x光治疗，那就没有返回的余地了。现在我必须决定要不要听取一次第二种意见。杜伏医生早就问过我了，是否需要第二次鉴定，在这个问题上我真佩服他，我自己是多年之后才达到它的那种境界。

医生是有竟争的，从医学院就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三个申请者角逐一个医学院的开放名额，除非你是领先群雄，你就进不去。在医学院里你不断地被测试，老是警觉着在班级中的排名，因为这会决定你做什么科的住院医生，而你住院医生做得好坏又决定了你的前途和机会。过度的竟争带来了另一种风气，同意第一个医生的意见不会增加你的分量，所以有些医生仅仅只是为增加自己的声望而给出相反意见。

我曾治疗过的一个高血压病人告诉我，他去加州度假时看了一位当地的医生，那医生改变了他的用药，还对他说，“俄勒冈的医生没有像加州的医生一样知识更新，所以我要改变一下你的处方。”我给他开的药是氢化尿利，那医生改成埃斯特立克，其实什么也没有改，这二种药本就是同一种药，只是商品名称不同而已。

作为一个医生主动地得到一个第二种意见或方案必定会感到更放心，我自己在做医生时就对获得第二种意见而感到高兴，因为事实上这能减少些我的责任。在我自己这个病例上，我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蠢，居然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去看杜伏医生。尽管我能为自己找出许多借口，但唯一的理由就是如同我的病人一样，接受了一个诊断就可避免去面对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从第一次给凯蒂.格兰特看病时就很喜欢她，因为她痛快告诉我她所看过的所有医生。“我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她说，“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你能帮助我治好我的关节炎，我已经看过了六个医生，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我问了她的病史，作了体检后很是吃惊，她本不是关节炎，她得的是多发硬化，那是毫无疑问的。

怎么将一个坏消息告诉一个完全不知情的病人呢？我只能尽量温和的叙述，而她倒是很平静。“你对这诊断还有什么疑虑吗？”我问。“完全没有，我看的第一个医生就是如此说的。”“那后面的五位医生怎么说呢？”“他们都按关节炎或类似的病治疗。”“为什么你要离开第一个医生呢？”“我不喜欢他的诊断。”

在我自己这个病例，最初的二位医生对我讲的就是我爱听的“不是癌”。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呢？我知道美国的许多肿瘤中心：斯朗凯特林，梅耶医院，全国健康研究所，斯坦福，休斯敦以及住家附近的西雅图，所有这些机构中的医生我都认识并有联系。在这些地方的任何一处，我都会被张开双臂的欢迎。但是我却做了一个和任何一个病人一样的决定，我喜欢看自己的医生，喜欢在自己最舒适的地方治疗，我要在危急的时候和自己的家庭在一起，我选择了在波特兰治疗，假如我将死，也要死在家里。

经过了一个长长的白天之后，我终于沉着平静地去上床睡觉了。我已经作了决定，决定要像个正常的成年人那样去做。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曾是个指挥者，这是第一次，我的命运落在他人手中。我最终接受了这个事实，我了解这个麻烦，知道事情很可能向坏的方向转变，但是，我告诉自己，和我一样的专业人员他们知道该怎么做。假如他们不知道，或者我不信任他们，那又怎么来解释我的一生呢。

在床上，我偎依到娣的身边，将她抱得紧紧的，我不能预期今后还有多少时间我能如此的抱着她，即使我从这疾病中存活，x光也会给我留下遗患。

我想起几年前的一天，那时父亲九十岁，母亲八十六岁，妈妈有些发烧，老爸便问我，“你妈是怎么回事？”“她有些发烧，爸，她可能得了流感。”“会传染吗？”“可能会。”“那今夜我应该不和她睡在一起？”“是的。”我回答。“爱德，”他很认真地说，“你最好和你妈妈解释一下，她从来都不同意我睡在另一张床上。”

想到这个故事，我感觉很好，我的父母能每夜都幸福的睡在一起，这是多么幸运啊，看来我就不会有如此好运了，明天我的生活要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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