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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药企CEO来为他打理研究所经营事务，好让自己全心投入基因研究，但他既是股东又是教授的个人代表，每天仍不得不拿出两三个小时来研究公司文件。他逐渐染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有一次他问来请他拍板的课题负责人。

“若是错了，单这个决定就会浪费七位数的研究经费。但如果碰巧对了，会把这个方向的研究推进五六年。”比他大二十来岁的负责人看着他，对争取支持不抱任何希望。

很快研究所所有课题负责人都得到了陈鸥的指示：如果一个决定错了的结果只是浪费经费，不用再征求同意，尽管做！

“时间！在时间面前，金钱算不上什么！”陈鸥一再强调。

他如愿以偿赢得了时间，研究所对于基因融合的研究超出了所有人的预计，阿兹海默症药物只是其中成果之一。但他被金钱打得一败涂地。近几年，基因研究所没有承揽过任何商业项目，正在进行的研究耗资巨大，经费迅速枯竭。陈鸥和教授动员了所有人脉，能拉到的赞助越来越少。他把研究所值钱的专利全部抵押了出去，但对于每年五倍以上增速的研发支出仍是杯水车薪。在海外，仿制药导致销售收入连年缩水；在国内，路易斯集团把他们拖入了耗时日久的药物专利诉讼。陈鸥简直说不清哪个对研究所收入下降的贡献更多，是路易斯集团的白热化市场竞争，还是所雇律师团队的吸血式费用支出。

最后，陈鸥把研究所全部土地及房产都抵押出去，才换来了一家银行的两年期贷款，填上研发经费缺口。

“两年，只有两年。”贷款经理一再警告他，“到期还不上债，研究所就得破产清算。”

接下来的两年，陈鸥背水一战。

在三期临床实验中，陈鸥把志愿者扩大到了实验上限人数五千人，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向欧洲、亚洲等顶尖医院、医学院发去实验计划，请求协助。这时，他和教授在基因科学领域多年积累的名声和人脉起了作用。大部分机构积极配合，部分医院还请求派来进修人手。陈鸥全部接受。进修人员大大加快了研究所工作进度。

返回的实验数据令人欣喜：超过80%的患者显著好转。波兰一名五十五岁的伐木工人，听到八十九岁母亲清晰叫出他的名字时嚎啕大哭。他的母亲七十八岁罹患阿兹海默症，近三四年严重到无法说出他的名字。

五千人里，大约二十人服药后毫无效果。陈鸥亲自飞去患者所在地一一调查，发现这些患者均已超过九十五岁，阿兹海默症病史大多超过二十年。脑部扫描显示，他们的脑白质已发生不可逆转的退化或损伤。

“只有治愈的利益远远大于成本，药品治愈率及有效性的统计才有意义。”教授说，“深度阿兹海默症患者无法自主决定。根据法律，家属不能代其决定参与实验。你可以删掉这些反馈数据。”

国内外同行要求提供药品的邮件纷至沓来。不少医生在邮件中称，参加实验的患者为了多拿一片药赖在诊所不肯走，甚至哭得像个小孩。

“鉴于患者要求提供药品的急切表现，我一度怀疑这药会给患者带来依赖性，致其上瘾。”一位同行致陈鸥的邮件中写道，“在达到预期疗效后，我嘱咐患者家属给他停药。监测仪显示，患者没有因此焦躁不安或体现其他上瘾症状。相反，患者每天的深度睡眠时间维持着服药期间的日均三小时水平，因此白天益加精力充沛。考虑到他的思维活动更加清晰，我认为，您的药实际延长了他的生命。”

他描述的患者是一位离开政坛多年的人士，在政界仍具有一定影响力。

几乎是一夜之间，各国媒体都开始询问，为何这种新药没有引入本国，给千万个被阿兹海默症困扰的家庭带去福音？陈鸥不得不亲自出面解释：三期临床实验刚刚结束，研究所还在准备新药的注册申请文件。而媒体仍不罢休，连珠炮一般轰炸负责药品审查的本国部门，指责其官僚懒政。最后，一位局长公开表态，对于严重疾病，如果拟申请药物比现有药物呈现出格外显著疗效，可以直接申请上市。当然，上市后必须继续完成临床实验。

这时，距离陈鸥还清银行贷款的最后期限还有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