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跟着笑了笑，然后问她：“苏臻，你也唱首歌。”
“唱歌？我也不会唱歌啊，不登大雅之堂啦。”她谦虚道。
“不登什么？”汉斯没有明白这复杂的中国话。
“不——登——大——雅——之——堂。”她一字一顿地说。
“不——登——大——雅——之——堂。”他一字一顿地学，并问道，“不登大雅之堂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上不了台，台，就是舞台，就是唱得不好。”她费劲地比划着解释。
他似懂非懂，说：“哦，不过没有关系，随便你唱什么。”
“好吧，要不就清唱两句，就唱两句，可以不？”
“好吧。”
“我人在梦中/心在那别后/你可知古老的秦腔/它并非只是一杯酒/啊…灞桥柳。”
苏臻信手拈来唱了《灞桥柳》的最后一段，这是朱朗哲唱给她听过的歌。
她常常会唱起这一段，并已是一种习惯。
她就是喜欢朱朗哲身上，那种清新脱俗的书生气质。
“哇，好听。这是什么歌？好纯正的中国风。”
“灞桥柳。”
“你完整地唱次好不好。”
“可我不记得歌词哦……要不我们把吉他挂这墙上？”苏臻故意岔开话题，指了指花瓶上方的墙壁。
她想把吉他挂高点，当装饰品挂着。
“好啊，可是太高了，要不这边一点，这样也好拿。”
苏臻蹲地上，在工具箱里翻出钉锤和钢钉。
“我来钉。”汉斯接过她手里的钉锤和钢钉。
“这里可以不？”他举起手将手按在墙壁上问。
“矮一点点，你那么高，我们够不着的。”
汉斯的个子看上去有一米八五，他在苏臻面前显然是一个小巨人。
她这才突然想起，他的国家是全球人均身高最高的国家，男子平均身高一米八二，而女子平均身高是一米七二。
“哦，这里？”他似乎明白她的意思，不好意思地笑笑，将手稍稍放低了些。
“OK。就这么高。”
他将钢钉钉进墙壁，把吉他挂上去，非常深情地注视着。
吉他的高度和花瓶水平，嗯，这样也不错，她想。
“汉斯，要再喝杯吗？”她问。
“好啊。”他转身坐在吧台前。
苏臻将装一盎司威士忌的酒杯递给他。
“苏臻，你穿多少码的鞋子？”他接过酒杯问。
“怎么了？”
“我回国后，给你邮一双木鞋。如果你有朋友需要，我就多邮两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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