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娘给郑梅结了工资,告诉她以后不要来这里上班了。郑梅一个劲儿地道歉,请求再给一个机会,那位干瘦的老板娘死咬住腮帮子不肯松口,麦冬说:“这样正好,正不想在这儿干呢。”扯着郑梅的手拦的回家。到家后,郑梅一语不发,也不吃饭。晚上大泽回来,郑梅还冲大泽发了一通火,大泽连连鞠躬道歉,也不明白自己错哪儿了。
半夜,两人都装作睡觉,但谁也没睡着。
郑梅忽然翻身坐起,说:“麦冬,我们今后怎么办?”
麦冬脱口而出:“什么怎么办?你乖乖呆在家里,我养你。”
郑梅一听就火了,说:“呆在‘家’里?你‘养’我?我问你,家在哪里?你凭什么养我?现在你和我是睡在别人家里,不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家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何况我们是来赚钱的,不是来过日子的,你给我想清楚了再说话。”
麦冬愣了愣,满脸通红,咬紧腮帮子说:“你放心,我明天就去租房子,至于钱,我肯定赚得比你在那酒馆里要多得多,你等着!”
郑梅问:“你靠什么赚钱啊你?就凭你在那建筑工地上?”
麦冬说:“这个你就别管了,我反正有办法。”
一周之后,麦冬咬牙租了一套一居室,每月租金折合人民币近六千元,地段和户型都不错,而且位处二十几楼,站小阳台上举目一望,东京夜景一览无余,很有在此地当家作主之感。郑梅一住进去,人马上变开心了很多,怨气顿消,对麦冬情不自禁地温柔了起来。麦冬自己心里没有一点底,一个月房租就花去了他每月薪水的三分之一,除去生活各种开支外每个月留不下多少了,照这样下去几年后想衣锦还乡那根本不可能。郑梅也在操这个心,但麦冬仍然坚持说赚钱并不难,他有的是办法。郑梅再问,他就不再说下去了,只让郑梅在家里乖乖洗衣做饭,没事儿就看看电视。
但麦冬有没有别的办法赚到钱,郑梅一看就明白了。他分明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在家里憋了不到二周,郑梅就又到一家超市找了份理货员的工作。为了应付东京民事厅的定期检查,她还得和大泽维持着表面夫妻的样子,时不时再回到大泽那里住上一住,以免突击检查时露了馅。她必须记住大泽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大泽的健康程度,甚至包括他内裤的颜色。否则,被人问起来这些细节时,如果作为一个妻子都答不上来,那非露馅不可。
这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情,依然给麦冬添堵。在他看来,说到底都是一个“钱”字。麦冬每天都在想钱,想得眼睛都近于发绿。
他在工地上认识了一个名叫张晓的上海人。张晓的潇洒生活惹起了他的注意,他每天在工地里心不在蔫,显然只是在应付,照他的收入,理应比麦冬高不了多少,却每天穿金戴银,出手大方,而且还弄了一辆车开着,租住的房价每月竟然千。麦冬开始和张晓套近乎,过了一段时间二人熟了,张晓不再隐瞒,告诉麦冬,要想真正赚点钱,人太老实是根本没希望的。有一个最方便最快捷的办法,那就是偷。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所有中国人都对日本有挥之不去的痛恨与厌恶,称他们为小日本,小鬼子,但这些小日本小鬼子们的整体素质确实让人无话可说。尤其是,他们生活在一个物质高度充盈的环境里久了,他们开始变得“大意”,他们甚至有点接近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顺手牵羊,拿走他们点财物,在张晓看来难度并不是很大。那些小鬼子经常不关窗户,甚至连门都不锁,他们也经常会忘记锁牢车门,顺手一停就走了。
张晓说:“你要真缺钱的话,你就和我一起干。不要怕,也不用心理障碍,就当自己是八路在打鬼子,在替咱中国人出气。”
麦冬怎么听,都觉得这话苍白。如果真是当年八路军打鬼子,他肯定理直气壮热血,毫无不犹豫地冲上去,哪怕把命搭上都无所谓,因为当年他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打他们理所应当。但现如今自己要干的事情却分明是小偷,二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张晓看他犹豫,拍拍他的肩,说:“不用急,刚开始心里都有这么一道坎,毕竟咱中国人跟日本人有笔前账没算完,咱们想的是在他们眼前扬眉吐气,但现实是不但寄人篱下,还干这种让人看不起的事儿来,谁心里都不好受,这得有个过程。不过你要真的有了货,你找我,我来给你变现。”
麦冬摇摇头,说:“我不干。”
张晓望着他,眯着眼笑了笑,说:“二年前我也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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